记者手记

　　价值采访

　　2007年岁末，杭州，某别墅内。

　　经过电子检测确认没有携带录音笔等设备后，记者在文德海陪同下，一起与刘先生共进晚餐。

　　“你能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们，已经实属不易。” 刘先生流露出些许疑惑。刘甚至费解地质疑记者，“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”刘快步从摆有3台台式电脑显示屏的超大老板桌后面走了出来，边走边说。

　　为了协助记者完成这次采访，文德海帮助记者就采访时间与刘先生进行了多次提前预约。最终，我们的见面时间被安排在一个周末，原因是“避开交易日，其他人员都不在，大家交谈的话题可以轻松一点，尺度也可以更大一点。”

　　由于此前关注过本报在2007年曾经发表过《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》等报道，刘先生单刀直入，他提示记者说：“我们不谈操纵论，这个话题太大了，但可以聊聊目前外资在中国的现状，以及目前在干什么，将来准备干什么，准备怎么干，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准备等话题。”

　　刘先生从壁橱柜里摸出来一瓶看起来品相上好的红酒，小心翼翼注入酒杯，然后打开了话匣。

　　然而我们之间还是有着太多的防备。在这次采访中，记者事前准备好的许多新奇而且“大胆”的提问都被刘先生巧妙地处理掉了。

　　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刘先生问及文德海：“你的媒体朋友上次采访我们的内容怎么不见发表？”——显然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刘先生比较认同我不草率的表现以及我的承诺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促成了我们的第二次“深谈”。

　　第二次见面是在上海松江区的佘山附近，同样有美酒做伴，却没有了文德海的作陪。

　　这一次已经没有了“敌意”。刘先生表示会尽最大尺度满足记者的好奇心，但要求日后行文时一定要善于保护他，比如隐去名字以及他所服务的机构等等。在此次谈话中，刘将他了解的外资动向和盘托出——《外资“围剿”股指期货》终于出笼。

　　从第一次预约采访到首次接触再到此次谈话，四个月过去了。在这四个月内，刘先生考验了我的承诺，保持着他投资中国股市时所持有的警觉以及耐心。而我秉承了价值采访的理念，找到一座采访的“金矿”，并且将其价值充分挖掘出来。